sunbet官网

湖泊、河道等水体的传染防治是“三大攻坚战”的内容之一，也是与老苍生息息有关的社会热点问题
。近年来，我国高度器沉水传染防治，通过河湖长造的奉杏注传染源的治理以及截污、清淤、围网拆除等措施的执行，已初见功效
。

目前，我国对湖泊、河道的治理指标执行的尺度还是2002年颁布的《地表水环境质量尺度(GB 3838-2002)》
。凭据该尺度，水体健康与否重要是看化学需氧量(COD)、氨氮、总磷、总氮、部门沉金属、溶化氧等物理、化学指标和大肠杆菌卫生指标
。该尺度对于水体评价来说易于监测和比力，却并不***
。由于水质只是天然水体评价的一个沉要方面，但仅仅靠水质指标来评价湖泊、河道的生态环境情况，并没有反映水生生物因子，显然是不合理的
。现实上，凭据生物指标的评价有其优越性
。

此表，凭据该尺度，一些处所对于受传染水体的治理往往停顿于截污和围网拆除，回绝进一步的生态建复措施
；有的处所单一地采取换水和固化岸坡等法子，为了急剧实现水质达标而粉碎生态
。

健康的天然水体生长着各类动物、植物、微生物，这些生物的性命活动驱动着水、底泥、大气之间的物质循环，形成自我净化能力
。即便在季节演替中有个别指标短暂超过水质评级的数值领域，也将天然复原
。相反，一些靠高成本伎俩维持水质的水体，即便表表上达标，现实上却不具备健康的生态系统和优良的自我净化能力
。

所以，无论从评价的科学性还是从约束导向作用来看，对水体的评价都必要有生态指标
。水环境是否健康，还要看水是否适合生物的性命活动需要，水里的鱼、藻、底栖生物是否和谐共生，是否能出现净水绿岸、鱼翔浅底的景象
。

为此，水生所钻研员、全国政协委员徐旭东建议，在现有水质评价指标的基础上，进一步造订内陆水体的生态评价指标系统
。